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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推进国家语言战略中塑造战略语言

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 2013-02-19 00:00:00   浏览:67次   [大] [中] [小]
2013/2/19
        语言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更是大国博弈的重要武器。文章谈了五个问题:一、语言学进入中国国家战略视野;二、语言是大国博弈的战略工具;三、语言张力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四、语言进化规律及其在中国的运用;五、塑造中国国家战略语言及其建议。笔者认为,语言从族群语言和地区方言进化为公民通用的国家语言,是语言从自在阶段进入自为阶段的重要标志,也是民族语言进化的一般规律。笔者建议,在国家语言层面,将“国家通用语言”即“国语”语境中的“汉语”与族群语境中的“汉语”分离开来,在保留族群语境中的“汉语”概念前提下,将目前事实上起着国语作用的“汉语”的概念,进一步推进并提升为“中国语”的概念,以此为起点塑造其国家地位高于族群语言和地区方言的国家战略语言。大力推进国家语言战略,塑造具有主体地位的国家战略语言,这对进入新时期、新阶段并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的中国无疑具有重要而紧迫的意义。

        一、语言学进入中国国家战略视野
        近些年中国语言学界一改往日“躲进小楼成一统” 的形象,开始从国家战略的视角研究语言问题, 它标志着中国的战略文化 成长有了质的飞跃。语言一旦被纳入战略层面,就有了崭新的政治特质。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社会科学始终贯穿着政治,他们的地理学被改造为地缘政治学, 经济学被改造为政治经济学,中国的语言学研究自然也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语言的学习过程同时也是民族对内塑造民族个性,对外塑造民族形象的过程。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全面参与世界,我们的意识形态自然同时也要参与世界,这是不可避免的。世界接纳中国的前提是接纳中国的价值观。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正面宣传外,还要更多地采用比较符合人类认识发生规律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式的温和方法。语言教学是民族文明传播中比较中性、温和,因而也是有效影响人类心理定势的方式,对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具有较大的战略价值。法国学者路易•多洛在《国际文化关系》一书认为:“只有了解语言才能使文化影响卓有成效,才能进入外国的灵魂,进入其文学、智力和精神遗产。”
        中国语言学在今天已超越学科范围,外溢到战略学领域。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提出的“国家通用语言”的概念,2007年,国家语委提出“语言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的命题,这些不仅是中国语言学界,更是中国学术界的大事。
        二、语言是大国博弈的战略工具
        将语言学研究纳入战略视野,而不仅仅是局限于语音、语素、语义、音节等技术层面,从政治和国家博弈的视角看待语言问题是世界强国在崛起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经验。
        “惩”,征心是也。历史上看,语言工程往往也是人心改造工程。西方人的民族征服往往从对被征服者的语言改造开始:英国人如此,美国人也是如此。欧洲人带着枪炮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把他们的语言强行推向他们的殖民地。这样,原来由阿拉伯语、汉语、梵语等语言支配的世界,便在近代为英语、法语和拉丁语等所取代。这些语言在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也将欧洲人的价值观带到其支配的地区。他们在强化宗主国价值观的同时,削弱或消灭了其殖民地的原生意识,强化依附意识。《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一书的作者,保罗•哈里森提出“文化上的帝国主义”概念,他说:“伴随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帝国主义,又产生出一种更为阴险的控制形式——文化上的帝国主义。文化上的帝国主义不仅征服了受害者的肉体,还征服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沦为惟命是从的帮凶。” 曾在好望角任职的英国官员约翰•巴罗说:“假如所有的官方文件都用英语书写,那么这里的下一代就会变成英国人。” 目前凡是英语说得好的国家,除母语国家外,都是被英国征服、其殖民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
        国家安全是民族生存和发展安全的依托。历史上已有很多语言都被埋在地下,成了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如果我们语言研究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它的音素、音节等“纯学术”的细节上而不关心这种语言的命运及其相关政治因素,那我们的研究就失去了真义。据信原本是中华先民的北美印第安人 的语言今天已近成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如果我们今天的语言学研究的结果在未来也使中国语言成了一种“古老的传说”,那至少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就是失败无比的研究。孟夫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世界上没有人研究学问的目的是为了消灭自己。中国语言学研究要与国家同命运共患难,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目标相结合。这大概就是国家语委提出“语言战略”命题的本意。
推进国家语言战略的关键是塑造国家战略语言。这方面的工作,西方国家是有组织、有计划和持之以恒地向前推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欧洲国家将文化建设纳入外交战略的总体规划。1913年德国外交部用于支持海外学校的预算拨款达150万马克。 1920年,法国外交部将国外法语学校与著作办公室升格为法语著作司,明确其使命为“法国的对外知识扩张” 。美国学者鲁塞尔•加尔特(Russell Galt)注意到法国在埃及与英国进行着的有组织的文化争夺,他写道:“在埃及英国拥有教育上的控制权,但法国却主导了埃及学校的教育观念。因为法国有一个有组织的文化宣传机构,而英国却没有。法国的‘笔’比英国的‘箭’更有效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意识到“它在创建一个帝国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文明”,同时也认识到英国在殖民地文化争夺中还处于劣势地位,决定对这种“创建文明”的活动加以支持。 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负责推进英国的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 。1943年底,英国外交部内设“英国文化委员会事务科”,1945年,第二次大战即将结束前夕,为了加强服务于战后殖民地争夺的舆论影响力,英国外交部将该科升格为“对外文化关系司”。英国文化委员会将英语传播“置于文化外交的优先地位” 。1906年美国颁布的《国民法》(The Nationality Act)规定:移民只有在具备英语语言能力后才能加入美国籍。第一次世界大战把“美国化”问题连同教育语言问题进一步推向美国政治的前台。在当时反德恐德的排外风潮带动下,早先通过的双语教育法纷纷被废除,许多州还通过了“唯英语教学法”(English—only instruction laws),促使民众“美国化”。有些走极端的地区甚至规定,小学低年级的学生不允许学习外语,以强势手段推行“美国化”。
        在日本方面。1923年3月,日本第四十六届国会通过《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12月,日本内阁依据《特别会计法》成立了“对支文化事业调查委员会”,由外相任会长。1925年初策划成立了“日中文化委员会”(次年更名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到1936年5月,日本外务省提议将原先由“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规定的300万日元的预算增加到400万日元,主要用于:在中国各大学设立日本语讲座与日本文化讲座;中日民间各团体之经济文化提携;在中国各地新设日本文化图书馆,积极介绍日本文化,展开日本体育运动、戏剧及艺术交流。一年后日本便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由文化侵略转为军事占领。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语言学者平野晃在《大东亚共荣圈中的语言问题及其对策》文章中明确表示:“日本在大东亚所应采取的语言政策,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加,一个是减,亦即日本语的普及和欧美语的排斥。”他认为:对于香港等第一类地区,决不能认可除日本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对于“满洲国”“支那”、泰国等第二类国家,日语应该作为第一外语、教育、文化用语来使用,应该成为“国家语”;“大东亚语言政策的理想就是把日本语作为大东亚的标准语,而各民族、各地方的语言要置于方言的地位”。 据统计,从1937年下半年到1040年,日本在中国内地广大沦陷区开设的日语学校达180多所。
        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一般而言,必然会转为民族学研究的新课题。西方国家征服其他民族的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制造他们的国家分裂;分裂这些国家的常用的方法是率先分裂、肢解它们的语言。比如他们会鼓励和资助一些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有目的地去一些国家就民族问题进行“学术考察”,从其生活习俗和语言结构最终“研究”出许多与其现存国家共同体相排异的民族元素,并由此推论这些民族与目前的国家本“不兼容”。接着就是西方政客们对这些越研究越多的“民族”进行炒作性宣传,鼓噪,在必要时不惜鼓动国家出兵推动其独立倾向,结果许多好生生的国家就这样被肢解了。我们看看近代英法美等国从民族问题入手碎化近东巴尔干国家、中东海湾国家及非洲国家的过程,再看看当代西方渲染的民族问题导致苏联解体及其后的巴尔干国家再次碎化(Balkanized )的现实,我们就不难看出西方语言学研究具有的战略功能。由西方导演的苏联解体使俄罗斯学者对此有深刻的体验。B.A.利西奇金和Л.A.谢列平在其合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说西方人:从今天的利益出发,挖掘历史论据来证明今天的观点是正确的。民族间的冲突往往以此为据。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正是这种心理战手法酿出的恶果。历史上双方都可以找出大量资料证明,卡拉巴赫属于此方或彼方。当受到西方第五纵队操纵的新闻界,公然煽动被移居的人民,就其实质而言是组织了奥塞梯-印古什冲突以及其他一些冲突,酿成了大量伤亡。
        斯大林同志注意到国家分裂导致语言分裂的现象,他在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中写道:一个民族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发展条件而还未成为民族,它的统一语言由于该民族国家的崩溃而瓦解;在统一语言中还没有消失的地方方言,却活跃起来并成为形成单独独立语言的基础。例如统一的蒙古语可能就是这样。
        从斯大林指出的这种现象中也可反推出语言分裂导致民族问题扩大和由此导致国家分裂的可能。苏联解体后,西方将弱化或分化的目标转向中国,据说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跑到我们的新疆、西藏等地区进行“学术考察”,出钱“资助”中国的一些学者为其做“语言学”或“民族学”研究,让我们自己的学者说那里原来有多少处于不同语系中的“民族”,并由此得出西方人想要的并符合他们战略目标的结论。这种“随风潜入夜”式的“学术研究”的后果不利于中国人民的团结和中国的政治统一,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与此相反,西方人并不在本国开展同种目的的同类研究。美国民族成分复杂程度不亚于印度,他们赞美印度是“语言博物馆”,可对本国同类现象却从不加以渲染。他们不仅不鼓励而且是尽量减少和弱化本国民族的多样性发展。“美国的语言教育,尤其是针对移民的语言教育发展所诠释的是‘同一面旗帜,同一种语言,同一个国家’的理念” 。“美国现行语言文化政策的理论根据是源于欧洲文化中的‘单语至上论’和‘语言尊卑论’。追求‘语言一致’和‘文化同质’是美国开国元勋们一贯的理想和信条。”“进入20世纪以来,‘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已牢固地占据了主流文化的地位,虽然英语从未在法律上被确立为官方语言,但已形成了一个威力无比的、能熔化所有‘非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语言的熔炉。始于1981年的‘英语官方化运动’(也被称为‘唯英语运动’)就是一个明证。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会通过的《美国土著语言法案》只是‘亡羊补牢’的安抚政策。贯穿整个20世纪的‘双语教育’也具有浓厚的‘过渡性’色彩,其最终意图依然是使受教育者逐步过渡到主流语言,尽快地融入到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其实质依然是‘单语主义’和‘单元文化’,巩固和维护‘一致性’的民族认同。” 2006年5月1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修正案,其主要内容是确立英语为美国的“国家语言” ,同时对新移民提出一系列英语语言要求,并且取消政府对移民的某些非英语服务。“这对于早已被打翻在地的美国双语事业来说,真可谓是又踏上了一只脚,恐怕永世不得翻身了。”
        在民族问题上,英国人和美国人是“外松内紧”:在国内讲统一性,在国际上则要求多样性,用各种方式弱化他们的对手国家和种族,巩固其国内统治和世界霸权。美国歌手迈克尔•约瑟夫•杰克逊厌恶自己的黑人人种,想从肤色上与白人人种“保持一致”。在美国居统治地位的白人们看中了这一点,便把他捧了起来,并使其在多民族聚集的美国大红大紫,让在美国人口中占相当比例的黑人们 在杰克逊的摇滚乐中忘记其种族的历史和个性,并由此产生对白人统治国家的认同和依赖。英国人在印度将甘地捧为“圣雄”,在南非将曼德拉从捧为“和平斗士”。两人思想中有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可英国人却偏宣传、鼓励和强化他们思想中的“非暴力”部分,将其改造并美化为对英殖民者无大害的“普世主义”价值观,将其灌输给英国殖民地人民并以此强化那里的人民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依附意识。
        西方的对外文化政策是为其外交目标服务的,它不仅讲政治而且带有血腥味。在近代中国,香港是英国人的殖民地。新中国建立后,华人武术界里出了一个李小龙 ,他在其主演的功夫片中一改香港华人“好勇斗狠”的猥琐形象,表现出了中国人的正义、正气和威武不屈的精神。李小龙用自己的武艺和武德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热爱,他在美国和日本人民中拥有众多的崇拜者。但李小龙在33岁就“死于不幸”;其长子——决心继承父业的李国豪——在事业初有声色的时候,也随一起“误击事件”而英年早逝,死时年仅28岁;如果再联想清末曾多次打败洋人的爱国武术大师霍元甲 在年仅42岁时便“不意中毒身亡”的结局,我们不能不怀疑在这些相似结局后面的某种战略意图其及政治关联。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学者杉山平助在《论支那人》文章中将日本对华“笔战”的作用概括为:“军人用刀剑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 这话反过来说也可理解为:当日本的文化人不能用笔把中国人的“灵魂挖出来”时,那军人的刺刀就要派上用场。
西方的殖民文化政策对第三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看看目前流行于东亚地区的一些武打片,其中的主角形象多是一些好勇斗狠的侠客,而侠客是有勇无义的。这是当年日本及欧美殖民主义国家在这一地区可以接受的文化底线。东亚国家和地区迄今还有相当的言情片中的苦恋都以退场的一方买了去西方某国的机票或另一方在机场注目于刚升空飞往西方某国的飞机为剧终。这其中隐藏的暗喻就是:西方才是人生的“伊甸园”,到了西方就找到了道德的制高点。这样的倾向是殖民文化长期“心理暗示” 的结果。
        三、语言张力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
        语言的张力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某种语言能否成为战略语言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命运息息相关。斯大林总结说,在阶级压迫的历史条件没有消失之前:“只能有胜利的语言和失败的语言。”
现在人们都谈全球化,所谓全球化,就是某种生产方式对世界发展起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种生产方式面前,顺者昌,逆者亡。大类而分,人类迄今经历了农业全球化和工业全球化。工业革命之前,在农、林、牧、副、渔诸业中,农业为优势产业,率先进入农业生产活动的民族往往获得较快的崛起机遇并建立相应的地区主导权或霸权。忽必烈也好,努尔哈赤也罢,他们都因最终采用农业生产而成就了其帝国事业。中华帝国的崛起也与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采用农业生产有关,汉语也因此随中华帝国的扩张得以传播。今天亚洲很多国家,尤其是受英法殖民影响较小的东北亚国家的文字仍还保留着较多的汉语痕迹。与工业时代的全球化相比,那时农业动力系统尚属自然动力,这使得农业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远不及今天的工业全球化。世界农业的若干中心将世界语言分成若干相应语系。在欧洲殖民者来到东亚之前,中华文明及其主体语言即汉语是这一地区强势语言即斯大林所说的“胜利的语言”,这也就是中华帝国的战略语言。
        近代西方工业革命兴起,工业成为一个支配全球的生产方式。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的蒸汽动力及由此产生的欧洲人及随后居上的英国人的全球强势扩张使世界语言地图为拉丁语、法语、英语等所分割;英国击败西班牙、荷兰、法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后,英语便成了支配世界的强势语言。
语词变迁史表明,有较强张力的语言多是征服者的语言。当代最强势的英语中有许多法语词汇,说英语的人如能带两句法语就会给人一种很有身份有教养的印象,这是因为法国人征服过英国; 俄国虽没有被法国征服过,但由于法国在历史上的强势,曾使得“俄国贵族有一个时候在宫廷和沙龙里也有好讲法语的风尚,他们以讲俄语时夹杂些法语、以会讲总是带法国口音的俄语而自鸣得意” 。法语中有许多拉丁语词汇,说法语的人拽上两句拉丁语是有学问、有身份的象征,那是由于罗马人征服过法国。 拉丁语对法国文化人的影响如此深刻,以至直到1539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才颁布《维莱-科特雷敕令》,要求往后所有官方文件都必须“以法语为母语而不是其他语言”,“尤其是不能用拉丁语”书写。 民族的征服,在许多情况下也是语言的征服。一千多年前伴随罗马帝国扩张的也有拉丁语的扩张,日本人在中国台湾和东三省的殖民占领的同时也强行推行日语教学。
        资料表明,语言的变迁并非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它是民族博弈和主观自觉的结果。英国历史语言学学者尼古拉斯•奥斯特勒研究发现“罗马人入侵后的100年间,高卢语的碑文全部消失了” 。近代法国占领越南后,也仿效罗马人消灭高卢语的方法,其“第一要废除中国文字,第二是创造拼音文字,将中国传入的事物,凡是有历史性的一概毁灭” 。2000年,笔者在印度尼赫鲁大学访问发现,印度大学中没有英语系,相反却有中国语言系(Chinese Department),这是因为英国彻底征服过印度。“英国统治印度时期,帝国缔造者有意识地用自己的母语英语取代莫卧儿王朝遗留下来的官方语言波斯语” 。1837年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当局规定以英语代替波斯语作为公务语言,1844年又采取了优先录用会英语者为公务员的政策, 由此加深印度的殖民化程度,以至“时至今日,懂英语在这些曾经的英国殖民地中仍然是一种精英的标志” 。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正是由于‘大不列颠人统治了海洋’才使英语后来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通行语言了” ;“英语的胜利是大英帝国在东西方新的海外世界争夺军事、政治和商业控制权斗争胜利的必然结果” 。英国之后,美国崛起,美国英语即“美语”也随之成为有别于“伦敦语”的强势语言。即使如此,与法语对英语的影响一样,美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今天说美语的人若能带些伦敦音,也会得到高看。关于此,英国语言学家尼古拉斯•奥斯特勒(Nicholas Ostler)的著作《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 ,为我们理解这方面的知识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西方语言近代扩张的路径并不是单纯的文化交流,而是传教士先行,军人后跟——欧洲的商业扩张也是这么完成的。用这种经验反观中国,现在中国的孔子学院已遍及世界,可后面没有军人紧跟,这在历史中尚无先例。中国海军现在已到了亚丁湾,但我们的海上基地远未连接到那里。中国的海上基地如果不能连接到亚丁湾,那么,在那里的海上行动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军活动。国家的命运决定民族的命运,而民族的命运就是语言的命运。中国语要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赖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现在有接近三分之二的财富增长已经依托海外,但我们中国语向世界拓展的进度尚未与此同步。要让世界认识和理解中国,我们必须在推进国家语言战略的同时,加大在世界范围内塑造并运用中国战略语言的力度。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曾说过:“要取得长期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就必须具备传播民主的能力。我们必须向世界传达自由社会的好处。但如果不具备沟通所需的语言能力,上述努力都将是徒劳的。” 这个道理,对一个正在融入世界并必将有力地影响世界的中国而言,也是可以反用的。
        目前中国在一些国家建立“孔子学院”,传播中华文化,有人对此抱怨说这是虚耗资源,这其实是一种账房先生式的短视。我们应当从国家政治和语言战略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政治和战略讲的是大局和长远利益,不能太计较眼前的账房收益。如果只为眼前利益,中国到现在都不可能有原子弹。原子弹本身只有资金的支出,可它带来的最大的国家利益就是中国已享有的近半个世纪的和平环境。没有核武器保障的安全环境,中国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就。西方文化的传播是讲政治的,在这方面我们还需学习。2001年,笔者到印度访学时发现,印度许多邦中都有美国开办的“美国图书馆”,一个这样的图书馆就是一个美国文化的传播基地。近代西方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基地是教堂,现代则是“图书馆”。这些经验都是非常有效的,我们也应当对此加以改造和利用,使之服务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服务于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的大政方针。
        四、语言进化规律及其在中国的运用
        马克思在谈到民族国家语言形成规律时说:
在任何一种发达的现代语言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言语之所以提高为民族语言,部分是由于现成材料所构成的语言的历史发展,如拉丁语和日耳曼语;部分是由于民族的融合和混合,如英语;部分是由于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
        分散的民族“言语”即族群语言向统一的国家公民通用语言的转变是近代以来“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的产物,同时也是近代民族自决权解放运动的政治后果。列宁说: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主和买主密切联系起来的条件。
        中国是在近代民族解放运动中获得独立完整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前,中国各地区的族群语言和地区方言并不具备今天这样高度统一的政治联系;但在各民族认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国内不同地区之间不仅要有“车同轨”的统一交通,而且不同族群间还有了“书同文”的统一性国家通用语言,这种语言就是在受众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汉语”基础上形成的“普通话”。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在不同时期为中国各民族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也有一些需要与时俱进的方面。比如,我们有时试图用民族认同的方法达到国家认同,这在事实上造成国家认同的淡化与族群认同增强的效果。我们民族地区代表开人代会时有意穿上突出民族特点的服饰,以体现对少数民族的尊重,但这样客观上强化了他们的民族而非公民身份,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地强化了各民族的民族意识而非国家意识。我们一些针对少数民族的特殊性的照顾政策,似乎不是出于地区的经济差别,而是出于民族差异,这在实践中往往是不同民族得到的不同“照顾”越多,其间所产生的不同观念的差异就越大,其结果与我们的目标南辕北辙。
        与“美利坚合众国”概念的重点在“合众”(united)而非“众国”(states)的道理一样,事实上,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概念的重点也不在于“民族”而在于“区域”,它主要是因“区域”差别而非“民族”差异产生的区域行政而非政治的概念。现代国家理论表明,主权国家建成后,民族的多样性只存在于文化层面而非政治层面,民族差异已归属于地理经济学中的地区差异范畴;在政治学范畴内,公民的原则代替了民族的原则,多样性的民族身份转化为无差异的公民身份;与此相应,在多样性的族群语言和地区方言间的交流,更多地为无差异的公民共同使用的“国家通用语言”所取代。
        必须指出的是,塑造其地位高于族群语言和地区方言的国家战略语言,决不意味着要消灭包括汉语在内的族群语言;恰恰相反,我们不仅要研究,而且要在保证中国语(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在中国民间大力保护各地的族群语言和地区方言的多样性。但是,诚如斯大林同志所说,“方言和习惯语是全民语言的支派,并且从属于全民语言” 。今天我们也应当根据中国的实践,提升中国语的主体性,保留和丰富族群语言和地区方言的多样性。它们和中国语的关系是多样性和统一性,在统一性中展示多样性,在多样性中体现统一性的关系。“汉语”与“藏语”“维语”等在国家语言政策中都属于具有平等地位并从属于“国家通用语言”的族群语言,而中国语则是全体公民有义务采用的无差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
在国家主权形态下的族群语言是从属于而非对等于国家通用语言的,这在民族国家历史较长的西方国家中已成为语言通则。中国学者赖海榕的研究表明:“民族”一词,即英文的“nation”,国际上普遍的理解是与“国家”(即state)相提并论的词汇,只是所指方面不同,“民族”指人民,“国家”指政治机关,民族和国家的称谓是一体的。所以跨国公司的英文称谓是“multi-national company”,联合国叫“united nation”,美国篮球协会叫“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注意其中的“nation”一词,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我国在1960年代以前的很多翻译著作,均把“nation”译为“国族”。近代民族-国家革命以后,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只有一个国家,每个民族-国家内不同宗教、肤色、人种、历史起源属性的人群被称为“族群”,英文为“ethnic group”。现代国家,比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都自称为“多族群国家”(英文为“multi-ethnic nation”或“multi-ethnic state”),没有称作“multi-nation state(多民族国家)”或“multi-nation nation”(多民族的民族)”。只有帝国才可能是“多民族国家”,如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普鲁士统一德国以前的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赖海容认为:我们中文称自己是“多民族国家”,英译文常用“multi-nation state”或“multi-nation nation”。前者可能引起认同上的不当意识,后者在英语世界里直接就是错误的,会引起误解并被误用。赖海容同志建议未来在中国党和政府文件、新闻报道、教材、研究论文中,应该使用称谓“多族群国家”,英译文应该使用“multi-ethnic state”或“multi-ethnic nation”。
        为此,赖海榕就完善我国语言政策提出下列建议:
        1.如蒙古族人应称为“Mongolian-Chinese”(蒙古族中国人),维吾尔族人应称为“Uyghur-Chinese”(维吾尔族中国人),藏族人应“Tibetan-Chinese”(藏族中国人)。赖海容认为,这是符合国际规范的,美国从来不称自己的华族国民为中国人,都是称呼“Chinese American”,即,“华裔美国人”或“华族美国人”。美国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把少数族裔国民根据其来源分为三类:“Asian American”(亚洲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非洲裔美国人),“Hispanic American”(拉丁裔美国人),都缀上American(美国人)的核心词,族裔属性仅仅是定语,而非主体。只有在非正式的场合,美国人才称某某是华人,或西班牙人,或非洲人等等。新加坡在这方面规定也很严格,称华人为“华族新加坡人”,马来人为“马来族新加坡人”,泰米尔人为“泰米尔族新加坡人”
        2. “少数民族”应称“少数族群”或“少数族裔”,英文翻译应为“ethnic minority”,而不应使用“nation minority”或“minority nation”。
        3. Nation这个词,只能用在“中华民族”的场合,即,Chinese Nation或Nation of China。所有关于国内某个具体族群的词,英文翻译都应使用“ethnic group”或“ethnicity”。
        4. “民族关系”一词应称“族群关系”,英文应该使用“ethnic relations”,而非“national relations”或“relations of nations”(后二者译法在英文世界里是国际关系的意思)。
        对于赖海榕先生的研究成果及相关建议,笔者深以为然。
在中国塑造战略语言即无差别的中国语,更不意味着消灭国内多样性的民族特征,而是意味着在保证和进一步丰富民族多样特征的基础上提升国家的统一性。法理上讲,多民族国家联合组建起统一主权的共和国家后,“民族”的内涵就由政治范畴转入文化范畴,民族身份就转为国家公民身份。从法权的角度分析,在统一的国家主权确定的条件下,民族自决权已让位于国家主权,这时,公民效忠的对象是国家而不是民族。与此相应的变化是,这时“民族分裂”已不能准确地表述“分裂国家”的含义,因为民族分合在这时已不是一个法权或说主权再造的过程,而是一个文化再造的过程。比如今天你可以说自己是汉族,明天你也可说自己是其他民族,这种角色转换只形成了新的文化类型,并不触及法律;但如果你说自己不是中国公民或要分裂国家主权,那就要触及政治原则和触犯法律了。同理,这时的“民族自治”,也成了一个用于突出特定国家区域行政的概念,而不是突出特定民族的行政概念。在“公民国家”语境中,当个人的人权与公民权冲突时,公民权高于人权,因为这时的人权的主体即个人自决权为获得国家保护已在建国时自觉地让渡给了公民权;当民族宗教的权利和义务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发生冲突时,公民权利和义务高于宗教权利和义务,国家只依法保护履行纳税和效忠国家等义务的公民的宗教权利; 当民族选择权(而非“民族自决权”,国家建立后“民族自决权”自动消亡)与国家主权矛盾时,国家主权高于民族选择权。与此相应,国内的族群语言和地区方言在民族和地区中的主体地位就应自觉地让位于国家主体语言——这在中国就是以“汉语”为基础的国家通用语言即“中国语”或“国语”。
        近些年此方面的研究已有相当的成果。中国语言学者田惠刚同志在《赞同“普通话”改称国语——也谈国家通用语言的定位》一文认为:“‘国语’是一个能够成立并在理解上不会产生困难的语言学术语概念。所谓‘国语’,系指在一个国家内,主体民族所使用的母语,这一母语又被国内其他民族作为共通语而共同使用,这时它可以由官方定为“国语”以为整个国家的正式共通语和官方语言,其法律地位比后二者更高。”“在中国,汉语具有当之无愧的‘国语’地位,她同时也是无可争议的唯一的官方语言。正式确立汉语的国语地位对于更正语言文字学领域的积弊和进一步健全语言制约机制,意义重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有益的改革。”田惠刚同志从学理上对国际上使用“国语”和没有使用“国语”的国家进行分类说:“如果进一步归类,有国语的国家可以分为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有国语的单一民族国家的例子极少。”
        有的同志则持不同看法,认为:“事实上,每种民族语言都是该民族的全民语言,它对全体公民,对社会各阶级、各群体一视同仁。同样,具有族际交际功能的汉语对各民族公民也是一视同仁的。”“民族语成为国家正式语言之后仍然是民族语。俄语,现在是俄罗斯联邦的正式语言,是联邦内各民族的族际交际工具。过去,它曾是苏联的正式语言,是当时16个加盟共和国一两百个民族之间的交际工具。可是,俄语仍然是俄罗斯的民族语言,并没有改成‘苏联语’。”“现代英语不仅是英国的国语,还是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正式语言。但没有人把英语称为澳大利亚语或新西兰语,即使说澳大利亚英语或新西兰英语,它仍然是英语。”
        对此,田惠刚教授有独到的解释,他认为:“前苏联是众所周知的多民族国家,其主体民族俄罗斯的母语——俄语长期以来一直是其国内的民族共通语和官方语言,其地位实际上相当于国语;但是,由于前苏联是一个联盟制国家,特别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联合国还有席位,加之其它复杂的因素,俄语当时未能被确立于‘国语’的尊荣地位。” 笔者同意田教授的看法,并且认为,处于平行地位的多语言共存对于苏联的解体确实起到了隐形的瓦解作用。事实上,斯大林同志预见到这种危险性,他曾十分认真地思考过用一种“新的语言”取代作为苏联国家通用语言的俄语问题。1950年斯大林在答复苏联语言学家阿‧霍洛波夫的信中指出:“当社会主义巩固起来并深入日常生活的时候,各个民族语言就必不可免地会溶合为一个共同的语言,这个语言当然不是俄语,也不会是德语,而是某种新的语言”。 斯大林说的这个“新的语言”,如应用于当代中国,可以说“当然不会是汉语,也不会是藏语”,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即中国语。
        至于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我们应当注意,不仅这些国家,还有曾长期为其他欧洲殖民主义者占领的国家——比如拉丁美洲诸国——都有将外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现象。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统治阶层本身在历史上就是来自欧洲宗主国的殖民者。即使如此,这些国家,比如美国,还在各种场合以各种形式强化“美语“与”英语“的区别。这不仅有强调美国主权的独立性的考虑,同样也是管理美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需要。美国自称是“民主样板”,但它迄今也没有将黑人的族群语言和多种地区方言提升到与英语平行的官方语言的地位。事实上,苏联的语言政策要比美国宽容得多 ,可今天的美国仍在,而苏联已成往事。
        五、塑造中国国家战略语言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 向世界宣传中国,让世界认识和理解中国,成了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战略部署的重要方面,而塑造国家战略语言的任务也由此迫切地提上国家语言战略的议事议程。
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是,在各民族认同联合建立的国家后,从法理上讲,族权就归属于国权,民族自决权就归属于国家主权,族群语言就让位于国语。国语是国家公民统一使用的无差别的交流工具,公民掌握国语是通过国家教育实现的;族群语方和地区方言则是国家内部不同民族和地区内各自通用的有差别的交流工具,掌握族群语言和地区方言的能力培养是通过公民的社区生活自然完成的。
在中国,作为最大族群的汉民族的语言即汉语是中国语产生的基础。语言从族群语言升华为国语即“国家通用语言”,是语言从自在阶段进入自为阶段的重要标志。而加速这种转变有助于提升全体公民的国家认同意识,这对处于国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治理来说,有着特别迫切和重大的政治意义。
        为此,笔者建议,在国家语言层面,将国语语境中的“汉语”与语族 语境中的“汉语”分离开来,在保留语族语境中的“汉语”概念前提下,将目前事实上起着国语作用的“汉语”的概念,进一步推进并提升为“中国语”的概念,以此为起点塑造其在国家中的地位高于包括汉语在内的族群语言的国家战略语言。理由如下:
        第一,国语的使用有助于国家认同。目前在台海两岸,同是中国语言,可台湾的“国语”与大陆的“汉语”在理论上并不对接,这也不利于推进两岸的主权认同。在中国境内,族群语言和地区方言的使用有利于地域族群认同,而不利于国家认同。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曾推广过“国语”和“国文”,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推广国家通用“普通话”和“语文”,这些都是塑造国家战略语言、提升全体公民的国家认同意识的有效实践。但是,比较而言,与“国语”“国文”“普通话”“语文”、甚至有人提出的“华语”等概念比较,“中国语(Chinese)”的概念具有更鲜明的国家认同和更明确的主权归属认同的内涵。 主权归属认同是国家问题的实质,也是当代华人世界的政治认同的基本前提。因此,用“中国话”的概念替代事实上起着国语作用的“普通话”的概念,在保留族群语境中的“汉语”概念的同时,将“汉语”概念中具有“国语”语境的部分进一步提升为明确的“中国语”的概念,这对于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于中国统一大业的顺利完成,有着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二,不可否认,汉语在中国公民生活中起着族群语言和事实上的国家通用语言的双重作用,但在理论上,目前中国汉语教学的教材还是从族群语言的角度来定义“汉语”的概念的。比如2002年出版的中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现代汉语》(增订三版)第一章就开宗明义:“汉语是汉民族的语言,现代汉语是现代汉民族所使用的语言。” 这样的定义会给国家通用语言政策制定带来相应的困难。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推广基于汉语的“普通话”,这对于弱化汉语的族群性,强化其公民的通用性,使中国各民族从自在的族群认同过渡到自觉的国家认同,起到了巨大作用,它事实上完成了中国境内族群语言和地区方言向“新的语言”即公民通用语言的过渡。尽管如此,“普通话”在理论上还是欠缺国家主权认同的意识,其使用的结果往往成了族群意义上的“汉语”概念的同义反复。比如目前我们在对外需要强调语言的主权认同时,我们常用“对外汉语教学”,这实则是中国“普通话教学”的同义表述,但这样的结果无形中突出了族群认同,淡化了国家认同。这既不符合现代国家政治中各民族间通过对无差别的公民身份认同实现国家认同的一般原则,也不利于而且还会延缓中国尚未完全实现的国家统一任务的完成。比如,有“汉语”,就得有“藏语”“维语”等不胜枚举的族群语言与之平行,这样做表面上看是“尊重各民族传统”,若深入分析,这种通过民族认同实现国家认同的做法并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在统一的国家中,不统一的民族自决权让位于统一的国家主权、不统一的民族身份让位于统一的公民身份、不统一的民族认同让位于统一的国家认同,不统一的地区和族群语言让位于统一的国家通用语言。试想,如果美国也要如此“尊重”各民族的“传统习惯”,那光一个地名就不是“双语”可以说得清楚的。但美国的主流媒体统一使用的“官方语言”只是英语,英语就是他们的“普通话”,就是他们的国家战略语言。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对此说得明明白白:“在这个国家,我们只有容纳一种语言的空间,这就是英语,因为我们将会看到,这个熔炉把我们的人民变成美国人,变成具有美国国民性的美国人,而不是成为在讲多种语言的寄宿处的居民。”
        在“国语”的实践方面,许多国家已积累了相当成熟的经验供中国借鉴。目前全世界现有的142部成文宪法中,规定了国语或官方语言的有79部,占55.6%。有些国家在宪法中虽然没有规定官方语言,但也对教育、行政、司法中使用的语言作出了规定。中国有56个民族,73种语言;30个有文字的民族共有55种现行文字,其中正在使用的有26种。 不同民族、地区间的交流需要有全国通用的语言文字作为载体,对外进行国际交往也需要有代表整个国家的共同语言文字。在制定语言政策时,我们也要学习世界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将具有语言认同积极作用的“普通话”的概念进一步向国家主权认同方向推进,将“普通话”概念提升为突出国家认同的“中国语”的概念,使“中国语”成为在国内其地位高于族群“方言”,在台海两岸有利于双方语言理论对接并由此推进国家主权认同,在国际上有利于祖国认同的统一的国家战略语言。
        事实上,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已为“中国语”概念提出作好了法律准备。该法第二条明确指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这里已将“普通话”归入“国语”即“国家通用语言”,将“汉字”进行规范性改造后使之成为“国家通用文字”即“国文”。它包括“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两部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要求“国家机关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明确要求“国家推广普通话”,并将“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列入受国家保护的公民权利,要求“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第三条、第四条)。“公民”概念就是中国境内高于所有族群身份的统一身份,与此相适应的语言形式只能是“中国语”。“中国语”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
        第三,国际社会为中国国家战略语言的塑造预留了现成的良好语境。长期以来,英语中将中国百姓用“汉语”要想表达“中国语”的意思,更多地表述为“Chinese”。Chinese,英文的基本解释是“基于北京话的标准中国语”:
Chinese,the standard language of the Chinese,based on Peking speech.
而比较接近语族意义的“汉语”一词,英文则用“Mandarin”,该词英文的基本解释是“官方或大多数中国人说的主要方言”:the official or main dialect of Chinese, spoken in about nine tenths of mainland China and comprising a standard northern, a southwestern, and southern variety.
        既然国际上为我们准备好了只等我们利用而不需费力改造的现成语境,那我们就应当考虑与这种国际语境“接轨”:在对内对外主流电视报纸杂志中逐渐用“中国语(Chinese)”代替“普通话”的概念,以此对内将中国公民的国家认同意识提升为高于族群认同的主流意识,对外使国际社会对中国语言的理解减少不必要的歧义,使“中国语”成为用于提升公民国家认同和中国国际形象并因此被尊定为一的为全体公民通用的战略性语言。
        总之,“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也是我们国家在今后大国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从这一目标出发,大力推进国家语言战略,塑造具有主体地位的战略语言,对进入新时期、新阶段并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的中国无疑具有重要而紧迫的意义。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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