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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视野中的语言:几个基本问题
发布时间:2016-11-28
  语言经济学就是这样的学科: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语言如何形成和演变以及语言的演变如何影响人们行为;研究语言和人们的语言行为及语言政策与人力资本、就业、工资、收入分配如何相关;研究语言产业发展及其测度。语言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与语言学的交叉学科,还是更属于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但是,它确实为语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的(不一定是主要的)维度。所以,它的发展也许有益于语言学的发展和一个国家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战略。那么,经济学家们是如何从经济学的角度关注语言问题呢?以下是他们关注的几个基本问题。
 
一、作为制度的语言及其演变规律
 
  在制度经济学的视野中,语言是一种元制度。制度是有层次性的:人类最基础、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可以称之为“元制度”,例如:人类的基本伦理、怎么说话写字等等。“元制度”有一个特点:有它的时候,常常没感觉它的存在和重要,没有的时候才知道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就像空气、水、阳光一样;第二层次是人类社会一些基本方面(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的基本的组织制度。例如:基本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封建等级制度,基本的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私有制。往往通过宪法、民法典等基本法律规定下来;还有众多的、具体的各类法律、规则等。例如,公司法、企业制度、大学章程、乡规民约等。
 
  作为制度的语言,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语言有两大基本功能:一是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二是文化符号或表征。两种功能演变趋势和规律并不一致,前者是趋同、趋简,是由语言使用者追求交易成本降低的规律支配的;后者却比较复杂和矛盾,一方面,语言(主要是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和政府为了传承民族语言文化和保持文化多样性而“求异”,而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却在使用通用语言和本民族语言之间纠结和矛盾,实际上是在谋求个体现实利益最大化和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持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纠结。现实中的力求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多样性递减趋势正是这种矛盾的体现。
 
  语言演变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高度相关却不一定完全对应。词汇量、词的所指和能指的变化等,都体现社会的变化。例如:中文中的商、商业、商人(与文人、政客)、商业与实业、商业与工业,有社会分工角度的界定,也有阶级或身份区分角度的界定,二者又有交叉。一个国家经济上的强势,肯定能够提高其语言的影响力,但是,一种语言的通用度不一定与其经济实力成比例。因为一种语言的通用度不仅取决于该语言使用国的经济实力,还取决于该语言的学习和使用的成本。一种难学、使用和储存不便的语言,是很难成为通用语言的。日本的经济实力和日语的通用度对比状况就说明了这一点。
 
  作为制度的语言,是构建的还是演化的?广义“语言”包括文字和语言,通俗地说,就是怎么写字和怎么说话。文字的可构建性强,语言的可构建性弱,演化更明显。秦始皇可以统一文字,却没能统一对文字的发音,就说明了这个道理。构建和演化的总体趋势都是趋同、趋简,但是也有相反的特例,尤其是文字的构建,例如,韩国和日本语言文字的构造。
 
二、语言的公共产品性质和外部性
 
  语言作为公共产品有两重含义:首先,作为一种制度,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常常需要政府来提供,即通过立法和其他措施加以规定、推广、保护。其次,公民的基本语言能力虽然是个人的能力或人力资本,但是,也是社会的公共的能力,每个个人的语言能力是可以成为众多社会成员的需要和消费对象的,反过来,一个公民如果没有基本的语言能力,是会给其他社会成员和社会带来麻烦的,因此,也需要国家干预和一定程度上由国家生产或促进生产,例如,政府法定和免费提供的9年义务教育,特别是规定对语文的学习;政府对聋、哑、瞎人群的语言文字能力的援助性培养等。
 
  语言的外部性是指个体或群体在语言运用过程中对别的个体或群体产生的、无需同意和付费的效用(包括正的和负的)。例如,听别人说话你受益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恶语伤人,即别人说话气着你了或你说话气着别人了。
 
三、语言多样性与语言保护问题
 
  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肯定是不反对保持语言文化多样性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不过更多地考虑实际的可能性和怎么有效率地保护,多一些理性而已。不能违背语言演变的客观规律,也不能不顾及少数民族的文化诉求和现实物质利益诉求之间的平衡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还要考虑保护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有可能构建关于语言信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效用总函数,并在行使这两种功能的时间以及其他语言学习成本的约束下,寻找降低交易成本与文化传承的均衡点,为化解少数民族语言保护与语言演变规律之间的矛盾提供理论基础。政府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不可能抗拒语言演变的基本规律,针对“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在积极、有意识保护、不抗拒语言演变规律和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寻求综合平衡。
 
四、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
 
  可以从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的总体即宏观和单个个人即微观两个维度讨论和思考语言人力资本。
 
  人口不等于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也不等于人力资本。一个人口大国不一定是人力资本大国。一个国家国民总体的语言能力,包括母语的水平和使用外语的人数和熟练程度,是该国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投入和语言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很多维度的问题需要考虑和解决,例如,语言规划、投入产出比、外语学习战略及外语学习与母语学习的合理关系等。
 
  从微观角度考察,有个体语言人力资本的评价和测度、个体语言技能的投入产出、个体语言学习的优化选择、语言技能与自己的就业和收入的关系等问题。
 

五、语言多样性与经济增长
 
  语言多样性有两重含义:在特定空间区域内,不同人群说不同的语言;在特定区域空间内,同一人群中的不同小群体来自于曾经的不同方言区或外语区,在一起说同一语言。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语言多样性是否影响增长,是经济学家很关注的问题。不同人群说不同语言,肯定增加交易成本,对经济个体和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但是,不同文化的交融可能提升人力资本,也可能增加产业和就业------语言培训和翻译行业等,又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谁的作用大,需要具体的定量分析-----经济学家擅长干这种事情。来自曾经不同的方言或外语区的人在一起,能说通用语言,就不需增加语言交流的成本,而且肯定是有利于彼此人力资本积累的-----因为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群相互学习和影响,因而肯定有利于经济增长。
 
六、语言产业和语言产业战略
 
  语言产业是采取市场化的经营方式生产语言类产品或者语言服务、满足组织或者个人需求的活动的总和。其外延很广,大体可以包括语言推广(语言传播)、语言教育培训,语言翻译,语言康复(听障),品牌命名,计算机语言,以及对于以上语言服务支撑的技术产业(例如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处理技术)等。例如中国的“新东方”就是一个典型的语言产业的企业。语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有些国家(尤其是强势语言的国家)甚至是支柱产业。例如英国,就凭借着强大的英语产业,源源不断从各国获益。有经济学家统计,英国凭借着英语的强势地位,每年可以获得100亿欧元的净利,如果考虑投资方面的优势,英国每年可以获得170亿至180亿欧元的收益。可见,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规划中,语言产业规划和战略应该占有重要地位。当然,语言产业的外延有时很难界定,部分是跨产业的,这就需要统计学和经济学去界定,避免明显不准确和重复统计。
 
  同时,语言战略和语言规划,也需要有意识地配合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俄语学习的普遍化就适应了当时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后对英语学习高度重视也适应了改革开放的需要。现在国家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也需要相应的语言战略和语言规划与之配套。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有效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合作,就必须有足够的通晓沿线国家语言并同时具备相应专业知识的人才,否则,没有办法知晓他们的法律、习俗、经济、政治、宗教等方面的情况,也没有办法向他们传播中国文化和介绍中国的经济、政治等信息。
 
(作者简介:黄少安,经济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专家。主要研究产权理论和制度经济学、农村经济,也拓展研究交叉学科----语言经济学和法经济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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